卖房和借钱创业引发的一个警示创业故事
2022-03-26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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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成创业
王荣辉现在每天只睡4~5个小时,每天早上5点醒来,她需要面对的是法院出庭、去政府部门协商、处理家长退费、转让园区以及照顾自己4岁多的女儿。
一周前,王荣辉在自己的公众号写下《卖了4套房,创业12年,如今负债1亿,无家可归》一文,刷屏了社交媒体。她自述是一个失败的创业者,创业12年,40多岁负债1亿元无家可归。
王荣辉曾是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跟丈夫一年半的工资就能在广州买一套房”。但后来,王荣辉决定创业,从早教拓展到托育。3年前,她创办的纽诺育儿先后获得多轮融资,估值超过5亿元,她本人也是各大卫视育儿节目的座上宾。
一切都沿着王荣辉憧憬的方向顺利发展时,2020年开年,新冠疫情暴发,纽诺出现严重的现金流问题。疫情初期,王荣辉总觉得艰难时刻马上就会过去,所以不惜卖掉自己的房产,搭上家庭积蓄,甚至以个人名义向银行担保贷款,以确保公司正常运营。
然而,疫情反复,即便投入巨大的金钱和精力,公司依然没有回到正轨。随之而来的是家长的恐慌和退费。最终,王荣辉欠下了约1亿元的债务。
卖掉4套房、搭上家庭储蓄并从银行借贷创业,这是个冒险的选择。王荣辉在自己的公众号中也反思:“如果疫情一开始,我就及时止损,收缩运营,停止投入,直接关店歇业,会不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呢?”但在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中,王荣辉形容自己“一旦开始,就不遗余力”。
公众号文章发出的第二天,王荣辉在视频号进行了一次直播,主题是“财商教育”。随后,她开启了直播带货,产品是自己开发的育儿课程。《中国企业家》查阅王荣辉的微信公众号发现,其在线课程共有36种,价格从9.9元至23000元不等。
王荣辉的创业故事被广泛传播后,在创业圈内外引发了一轮讨论,许多人同情她,鼓励她,并表示之前的课程很受用。不过,在赢得流量的同时,有家长怀疑她卖惨就是为了引流卖课,根本没计划退费。
各种质疑迎面而来,最大的质疑来自一位名为李晓艳的投资人。她称自己在2016年被王荣辉以“至今都无法忘记的卑劣手段让我从这个项目出去”,没有拿到应有的股份。同时,李晓艳称,其他合伙人同样也遭此待遇被踢出了项目。
在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中,王荣辉对李晓艳的质疑进行了回复,并一再强调对几位涉及的合伙人,“不存在扫地出门一说”。
以下是《中国企业家》与王荣辉对话内容:
哭完爬起来解决问题
《中国企业家》:你的事件经过网络热议之后,现在心境如何?
王荣辉:这几天都忙于寻找各种资源,处理园区的事情,一方面希望部分园区能继续经营,另一方面寻求合作机构接收孩子,还有给家长退费方案,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从当初的满腔热情到今天的一败涂地,肯定很沮丧、很崩溃。可是哭完还得爬起来解决问题,这些么多问题要解决。
《中国企业家》:把房子卖了之后,你现在住在哪里?
王荣辉:现在在郊区租房住,家人和我在一起。
《中国企业家》:你现在的日常工作是?
王荣辉:每天早上五点自然醒来,开始处理各种信息,然后各种电话、会议,还要出庭,去政府部门,接受采访,澄清误解等。忙得都没时间睡觉,每天睡眠基本四五个小时。
《中国企业家》:你家里人现在什么情况?
王荣辉:最沮丧的是我先生。最近80多岁的父母也看到了文章,非常担心我。本来不想让他们知道,但还是知道了。我也顾不上他们,先处理好家长退费、园区转让、员工发工资等问题。
《中国企业家》:现在渴望得到哪些群体的哪些帮助?
王荣辉:首先,希望税务局把2019年的部分园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退了,目前主要是天河区的几个园没有退,希望退回来的钱赶紧给员工把社保交上。
其次,希望人社(部门)调整社保缓缴后员工的社保相关政策,不要影响他们住院、积分落户、买房、车牌摇号等。否则企业缓缴社保后,劳资冲突剧烈,员工纷纷离职,这反而增加了企业的困难。这两年企业真的很难,希望一些部门的政策能统筹配套起来。
第三,希望政府能帮助安置一些孩子,如附近的公办园的托班。完全让企业自己解决真的有困难。
最后,希望政府帮忙协调下锁门的房东。和房东主要是疫情停业期间租金减免的争议,已经诉讼了,但是如果等待诉讼结束,房东锁门园区无法营业,又会导致企业的困难加大。员工失业,家长退费,这都是企业目前无力承担的。疫情下房东和商铺的租金纠纷,不能单靠诉讼解决,需要更加有效的调节机制,让企业活下来,否则诉讼后退还部分减免租金并没有太大意义。
一旦开始,不遗余力
《中国企业家》:当初你为什么想要创业做早教机构?
王荣辉:创业前,我在外企工作,是一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有孩子后,我离开职场回到家庭。其实,我并不想做全职妈妈。我希望自己既能有一份工作赚钱养家,又能兼顾到孩子,于是我开了个早教机构,这样,我女儿就可以天天在机构里上课和玩耍。我一开始的创业动机并不伟大。但我这个人做事很认真,一旦开始,就不遗余力。
《中国企业家》:当时创业做早教机构的初衷是?
王荣辉:当时国内找不到做得好的早教机构,我引进了澳洲亲亲袋鼠的早教理念。我们一直传达的是家长学习,学习如何陪孩子做游戏。我们的课程也都是针对家长,针对亲子。
《中国企业家》:早教机构在起步的头几年发展得如何?
王荣辉:2009年开第一家早教机构。因为当时我还在工作,无暇顾及,所以一直处于亏损。我辞职后亲自来管理,一个月就扭亏为盈。2011年,我们拿攒下的钱就开了第二家新园。2013年就开出了第三家。整体来说,发展很不错。
《中国企业家》:当时的投入资金全部来自你的卖房收入?
王荣辉:家庭的储蓄加一套房的卖房款。
《中国企业家》:2011年,为什么卖掉了第二套房?
王荣辉:因为开拓新园的装修超预算了,不得不卖掉一套房。
《中国企业家》:2013年,是将公司业务从早教拓展到托育园吗?
王荣辉:我洞察到很多职场妈妈既想回归职场,又不放心保姆阿姨或老人照顾孩子,想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平衡。很多现代家庭都需要托育机构做养育支持。
而我完全具备转型的能力和条件,如现有的经营场地、成熟的课程体系,我只需要将早教课程体系植入托育,就立刻实现了转型,开启托育的创业之路,并把早教、托育、家庭教育咨询、诊断评估都融合在一起,体系很全面。
《中国企业家》:你描述当时学位一票难求,多久之后开了第二家、第三家托育园?
王荣辉:基本都是满班,最紧张的时候要等半年。2016年开始开设单独的托育园,2017年快速扩张。
《中国企业家》:当时创业投资在国内开始流行了,你有尝试去找融资吗?而非自己卖房?
王荣辉:2016年以前我就是一个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妈妈,没有任何创业、融资的想法。2015年底,我去北京出差,参加一个母婴论坛讲座,见到了师妹李某,她正好在做FA(财务顾问),聊天聊到融资问题。2016年才开始试着去接触资本。
《中国企业家》:开始融资时你的思维产生了哪些变化?
王荣辉:2016年主要是接触资本,接触投资人。2017年才拿到融资。
当时我对融资、资本等没有概念,跟潜在的投资方聊项目,投资方很感兴趣,说我拿到资本后可以干一件大事,能对标美国的“地平线”,美国“地平线”能做到800多家中心,中国市场这么大,你能做到2000家,你可以成为全球最大的托育机构,成为中国托育的第一人。这让我非常激动。
我真不是唯利是图的人,和金钱比我更注重自己的名声。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很欣赏钦佩那些改变社会和历史的人。一想象自己将来能成为载入中国托育史上的人,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我就非常激动。
《中国企业家》:投资之后,投资人有投资回报的协议要求吗?
王荣辉:肯定有,细节就不便于透露了。
谁都不会在那时候放弃
《中国企业家》:疫情之前,公司发展情况如何?
王荣辉:直营店快40家,2019年收入1个亿,疫情前公司账上有3000万元现金。2017年和2018年开的广州地区门店基本都盈利了,外区和2019年开的还在亏损。
《中国企业家》:2020年的疫情之后,公司面临哪些困难?
王荣辉:配合防疫,关园停课,没有收入,但租金、人工、物业、社保,都是支出,还有退费压力。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愿意坚持投入?
王荣辉:一是没有预料到疫情会持续两年多;二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这么多园、这么多员工、这么多入读的孩子,怎么可能放弃?我相信谁都不会在那时候放弃;三是有一个投资机构一直表示会投资我们,签了TS(投资咨询服务)、做了几轮尽调,投资协议都改了好几版了。这家投资机构一直在给我信心和希望,让我觉得必须撑下去。
《中国企业家》:当时董事会没有提出一些关键的建议吗?投资人股东们分别是什么建议和意见?
王荣辉:经营上投资方一直很尊重我,其实谁都没预料疫情会持续这么久。
《中国企业家》:其实疫情之后,很多教育机构遇到类似问题,当时有关注到吗?从中有借鉴一些经验和教训吗?
王荣辉:我们不是教育机构,但是有很多相似性,都是重资产,租金和人工特别高,疫情期间又是停业最久的行业,即便不停业,也会受到家长对疫情的恐慌的影响。
《中国企业家》:2020年,公司启动“交5.5个月送1个月”的优惠政策自救,还采取过哪些自救措施?
王荣辉:我们一直都有多个缴费方式,1个月、3个月、6个月。这在行业里算是一次交费比较短的了,很多机构都是一年或两年交。“交5.5个月送1个月”这个优惠政策在2018年就在推行,不是2020年才有。孩子托育上得好,家长考虑到长期入托,选择优惠选项也实属正常。
《中国企业家》:过去年两年疫情反复,意识到哪些风险并做了哪些措施?
王荣辉:2020年2月就开始关闭一些园区了,同时压缩成本,但是疫情持续时间太长了,我们体量又很大,关园也面临大量退费的问题,不关园就没有现金支出了。
《中国企业家》:自住的房子是什么时候卖掉的?
王荣辉:去年12月吧,因为需要快速拿到现金,出售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当时急着救公司。卖了几百万,撑了3个月,春节后就没钱补充给公司了,不幸的是深圳疫情加剧、广州反反复复,我们没能坚持到行业的旺季。
不存在将合伙人扫地出门一说
《中国企业家》:投资人李晓艳说,2016年你的早教机构半死不活?
王荣辉:2015年纽诺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十个业务板块,且每个板块都有不错的营收。我自己早已是国内知名的婴幼儿发展专家,和很多知名品牌都有合作。
《中国企业家》:李晓艳称,你在拿到两家机构的天使投资后,态度立刻变化,承诺的股份和合作的条件统统改变,并把她踢出局?
王荣辉:天使投资机构确实是两家,一家是广东的机构,直接找的我,和李晓艳没关系。另一家算是李晓艳引荐的,就是她文章里提到的梁总。梁总是我和李晓艳一起在路演现场认识的。李晓艳在北京,梁总的投资机构及梁总本人在广州,后来梁总直接找我谈了。
在我完全不懂融资行情的情况下,李晓艳提出索要30%的股权作为融资服务费,投资方梁总认为李晓艳的索要完全不合理,大家就协商按中介费支付,李晓艳也同意了。此后,我支付了中介费及其他合理的劳动报酬20.5万给李晓艳,有支付记录,有对话截图。都7年了,她可能一直对这件事不满意,并借机发挥。
《中国企业家》:李晓艳称,付某借钱投资却被赖账和扫地出门?
王荣辉:2009年开办早教中心的时候是和付某一起,我出资67%,她出资33%,我只记得她的资金是中心都快装修好才投进来的,前期都是我的出资。后来,因为经营理念不合大家分开管理,按股份比例她分到一家中心,我分到2家。由于中心位于不同区域,此后都是独立经营管理,没有什么交集了。
《中国企业家》:李晓艳称,合伙人杜某也被扫地出门?
王荣辉:杜某入职公司的职位是市场主管,可以说是我一手培养的管理人员。2016年融资前,投资方鼓励我们推行股权激励,我们就请了个顾问设计了股权激励方案。
后来看这个方案漏洞百出,给公司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杜某离职时按股权激励协议,就是公司原价回购,她就通过各种闹、诽谤等想要获取溢价回购。但这些是股权激励方案和董事会决定的,我只是代表公司执行。
《中国企业家》:李晓艳称,园区合伙人徐某,遭遇不给看数据报表,也没有分红?
王荣辉:公司当时想学海底捞推行员工合伙人计划,徐某是第一批成为合伙人的园长,她大约2017年7月出资40万成为一个园区的合伙人,这个园区7月开业,托育园一般有1~2年的爬坡期然后才会盈利。
该员工2018年5月左右离职,离职时要求公司3倍回购她的合伙出资。这不符合公司的合伙人制度,公司拒绝了。公司每年都进行了审计,审计报告都有提供给相关方。由于合伙人制度的设计缺陷,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回购了其他合伙人的出资,并支付了年化10%的利息。至今徐某还是该公司的股东,并不存在扫地出门一说。
《中国企业家》:李晓艳称,傅某也遭遇类似情况?
王荣辉:傅某2016年7月左右入职,只工作了4个月,因为出现重大工作失误离职。他确实出现在了用于员工股权激励平台的合伙企业里,那是因为我不太熟悉股权激励和合伙企业的注册等,他离职时没有及时去除他的名字。后来为了尽快完成新一轮融资,我的闺蜜支付了70万元买下了他的合伙份额。主要是我们都不懂,本来可以0元依法拿回的。在职4个月,不出一分钱就拿到70万元,这叫扫地出门?
创业是一件有门槛的事
《中国企业家》:纽诺现在还在招生吗?有多少家在正常运转?
王荣辉:2月底就没怎么招生了,现在广州还有5家正常运营,深圳的园区因为疫情还没有复业。
《中国企业家》:如果让你重新创业一次,你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分享?
王荣辉:创业一定要找志同道合,能力相当,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成为合伙人。而不是像我一个人当老板,然后把员工一个个培养起来,再给他们股份作激励。
这种搞法,成功案例应该也有,但比较稀有,因为员工很容易停留在员工的视角和视野,很难成为你的战友伙伴,可能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努力,而是本身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天然不同。当我遇到麻烦,依旧只我一个人冲在前面,非常孤独。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创业需要伙伴相互扶持。
创业确实是一件有门槛的事,需要创业者具备很高的素养,不仅需要有专业知识还包括团队管理、财务管理、法律等等各方面。
《中国企业家》:现在让你复盘过去几年的经历,有哪些关键的节点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现在的你会如何做?
王荣辉:正确与否都是事后看,当时肯定觉得是对的才会那样做。
《中国企业家》:对于广大创业者,有哪些告诫?
王荣辉:如果实在要给创业者一条忠告,那就是:不要卖房创业,不要借钱创业。有多少钱,干多少事,有多大能耐,扛多大事。要给家庭最基本的保障,要时时关注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否则,九死一生的创业,会带你奔向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