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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创新增长理论中，我最关注约瑟夫·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商业史专家托马斯·麦克劳认为熊彼特是“创新的先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熊彼特在长期的研究生涯中，发展了创新、企业家精神、企业战略和创造性毁灭四个术语。商业分析家认为熊彼特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两个术语密不可分，而第三个术语“企业战略”是在他帮助下得以普及的，至于第四个术语“创造性毁灭”则是他原创性发明的。
熊彼特1942年首次运用了“创造性毁灭”这个术语，用于描述创新性的产品和方法是如何不断取代旧产品和技术方法的。不仅如此，他还给出大量例证：工厂的出现让铁匠铺销声匿迹；汽车取代了马匹和轻便马车；公司制颠覆了所有权。他写道：“创造性毁灭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而稳态的资本主义则是自相矛盾的提法。”
熊彼特详细说明了定义企业家行为的五种创造性毁灭的类型：①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具有某种新特性的产品；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制造部门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③开辟一个市场，也就是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④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供应来源，不论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⑤建立任何一种新产业组织，比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创造性毁灭既能孕育经济增长，也能削弱人们所珍惜的各种价值观。企业家，无论他们身处的企业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是老企业还是新企业，都是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实施者。他们在释放创造性能量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新企业家将老企业家击垮，粉碎了他们的梦想，掠夺了他们的财富。创造性毁灭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因此，大多数企业迟早会走向衰败。
在那时，熊彼特就通过仔细观察某些特定的行业，将它们进行分解。大范围扩张的根源一般来自特定行业的创新，这些创新接下来会扩散到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即这些行业的供应商、分销商以及最终消费者。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领先行业突破创新的痕迹：开始是在纺织业，接下来是在蒸汽机和钢铁行业，后来是在电力和化学制品行业。特定行业的创新不是跟随而是创造了扩张。创新的壁垒一般由“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所带来的各种阻力和不确定性”所构成。
创新通常能从大企业的出现中受益，因为巨型企业有实力投资新技术。它们愿意承受在一些项目上出现的损失，因为它们能够从其他项目中获得利润。20世纪初，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柯达以及杜邦这样的公司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部门，其目的就是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它们让创新成为其商业常规的一部分，而这就意味着影响深远的变革。与此同时，新的
创业企业也开始持续不断地出现，并和行业巨头们同生存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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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特别聚焦于推动经济发展的5个产业的公司：纺织、铁路、钢铁、汽车和电力等。在《经济周期》中，他提出了一个类似寓言的资本主义演进的一般理论来展开论述。在他的模型中，不断发生的创新推动了通常处于喧嚣状态的经济前进。创新型公司并不是在整个经济均衡生长，正相反，在某个特殊产业出现重大组织或技术突破后，它们会蜂拥而出，既有可能出现在相同行业中，也有可能出现在相关产业中。
一家闯入信息产业的新企业，总是面对“和原有企业的市场争夺战”，原有企业竭尽全力试图利用法律禁止、诋毁或者限制新企业源于创新的优势。但无论发生什么，从时间上看，每一家企业都只能短暂获得高利润，因为竞争者的模仿创新，从而导致市场价格下降。熊彼特把这种降价称为“竞争性下降”。竞争性下降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而且同代人经常难以见到。但是，竞争性下降总是以某种方式发生着。因此，熊彼特很少担心垄断。
在解释这些是如何发生时，熊彼特引入了他的著名词汇“创造性毁灭”：“国外或国内新市场的开放，从手工作坊和工厂到诸如美国钢铁业突变所导致的产业一体化等等，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破坏旧经济、创造新经济。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它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每一位生于其中的资本家都不得不关注它。”
创造性毁灭是一个演进过程，所以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判断资本主义的成就，“因为它的发展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在某个单个时点上分析大公司的行为是没有用的。“只接受瞬间的环境数据，好像不用考察过去或将来”是通常使用的方法。典型的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大企业的行为，“一方面，这些行为是过去历史片段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为应对注定发生变化的当前环境所做的努力，大公司通过这些努力来站稳脚跟，因为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换句话说，通常所观察到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会随着相关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其结构”。
创造性毁灭往往用新产品、新企业或新组织淘汰旧产品、旧企业或旧组织。“企业战略的重要性在于反对旧的背景，创造新的环境。”必须看到，“企业战略在持续不断的创造性毁灭风暴中的作用”，“它不能被理解为与创造性毁灭无关的行动，或者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实际上环境长期保持不变”。任何不承认这些本质特征的研究者都“是在做无意义的工作”。
熊彼特使用的“企业战略”这个词，并把企业的首创精神比喻为军事行动，这对开创一个直到今天仍然蒸蒸日上的商业分析革命大有助益。“企业战略”或“公司战略”在商业新闻和大众媒体上也获得了极为广泛的传播。在过去60年间，已出版了成百上千部题目中包括“战略”一词的企业著作，发表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它就成为最重要的新企业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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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熊彼特看来，“完全竞争”思想是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关键理论工具。完全竞争模型与企业战略是不相容的，因为完全竞争模型假设每个产品都包含无数企业，每家企业如此弱小以至于无法通过战略行动影响营经济大局。完全竞争假设有无数买家和卖家，而他们所有人都拥有被买卖商品和服务的完全信息。这类模型想象的是无摩擦交易，不需要律师、会计、经纪人、合伙人、公司、契约或实际商业中的必要配备条件。
熊彼特相信“模型”是非常有用的，但如果不能定义非常精确的话，它可能会存在问题。构建模型首先“决定了要选取的事实”，然后开始对选取的事实进行简化，并根据相反的证据调整这些事实，并把它们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种方式，“事实的”和“理论的”研究应该走在一条永无止境的相互妥协之路上。
虽然完全竞争非常适合数理建模，这个优点对经济学家而言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但是，它忽视了创造性毁灭的动态，所以熊彼特发现，完全竞争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例如，当一种新产品或工艺流程被引入时，所有买家和卖家都不可能对潜在市场拥有完全信息。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新东西被引入，完全竞争就总是被暂时怀疑。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持续出现，则是开动资本主义引擎并使之不停运转的基本动力。熊彼特强调，引入完全竞争和静态假设的任何概念体系都存有缺陷。亚当·斯密和大多数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完全竞争是一个例外。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很少有实际情形与完全竞争相吻合。
相反，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许多现代企业已经演化出一种所谓的“寡头垄断”组织。寡头垄断组织指的是，在某些产业中，比如在石油、钢铁、汽车、化工和其他一些行业，只存在数量很少且大而强的公司进行竞争。大多数这些公司都擅长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销，或者两者兼备，它们经常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在寡头市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种稳定均衡，反而可能出现一种永续策略与对策序列，企业之间处于不确定的战争状态”，这类似于军事战略。这些新条件的作用，和熊彼特的其他理论，例如企业家精神的关键作用类似，都使均衡分析和数理建模变得更加困难。
为此，熊彼特提出的替代方法是，在竞争中，高度关注产品质量和市场营销。这个新视角会减少对价格分析的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的现实与教科书描绘的画面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那种数量竞争，而是源于新商品、新技术、新供给来源和新组织类型的竞争。这种类型的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边际利润和产出，而是其生存的根基。即便只是一种威胁，它也会产生作用，它始终蓄势待发，准备进攻。如果某种理论分析忽视了上述所有必需元素，就忽视了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即使它在逻辑和事实上都是正确的，仍像《哈姆雷特》的真正的哈姆雷特一样空洞无物。
对熊彼特而言，
大企业的繁荣不是为了垄断利润，而是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这些企业不仅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得以提升，并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静态模式的道路，而且实际上经常开创自己的市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自己开拓市场。垄断利润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流入，不过是短暂的，一次性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成功创新者的奖赏”。熊彼特把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等同于技术创新本身，从来把自己的分析推到了极致：根据历史记录，它们本质上是重合的，是同一事物。企业家精神是技术创新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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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式创新的检验标准在企业家层面很容易运用。商业史专业的学生都熟知以下一长串伟大创新家的名字：19世纪早期的约书亚·威治伍德和理查德·阿克莱特；19世纪晚期的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奥古斯特·蒂森以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20世纪早期的亨利·福特、乔瓦尼·阿涅利、雅诗·兰黛和山姆·沃尔顿；20世纪晚期以及21世纪早期的比尔·盖茨、奥普拉·温弗瑞和理查德·布兰森。而诸如微软、宜家、诺基亚和谷歌这样的21世纪企业，基本上一直都属于创新型企业。根据熊彼特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极具企业家精神。然而，一旦企业创新开始逐渐减少，它们就走向了灭亡。
20世纪初，成百上千的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企业都验证了熊彼特式创新。企业文化越偏向熊彼特式，它在竞争中获胜的机会就越大。在汽车行业诸如轮胎、纺织品、钢铁和汽车这类“成熟”行业的公司中，通常看起来没有一点熊彼特式的行事风格，但关键的创新活动一直以来都在融入每家公司的日常活动中。正如熊彼特喜欢指出的那样，创新企业一次又一次出其不意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外在成熟度。
在现代工业的案例中，当法国公司米其林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大规模生产子午线轮胎时，它开启了一连串创造性毁灭活动，到80年代时它已经完全粉碎了美国这个行业的长期主导地位。子午线轮胎的生产一举消灭了除固特异以外其他四家最大的轮胎公司，并结束了俄亥俄阿克伦在橡胶资本世界的统治权。
在整个20世纪期间
，创新公司还通过开发人造纤维、尼龙、聚酯、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以及其他合成纤维改变了“成熟”的纺织行业。在钢铁行业，吹氧炼钢炉和小钢铁厂的出现结束了美国钢铁、英国钢铁以及其他巨型钢铁企业长期的霸权地位。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革命性的丰田生产系统。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丰田汽车公司在1960年只生产4.2万辆汽车，但在1980年时，该公司能生产230万辆车，产量增加了5240%。丰田的新生产系统不仅改变了汽车的生产格局，结束了底特律长达70年的汽车生产主导地位，还改变了整个制造业的格局。从20世纪70年代起，丰田的质量控制机制、精益化生产以及对流水线工人的授权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工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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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包含了众多非连续性和巨大变化。熊彼特的生活愿景和对资本主义的愿景是紧密相连的，都常年经受着创造性毁灭的强风。他尽力吸收每一次毁灭经历，将其融入经济学之中或借此重塑经济学。他相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时间能催生一种永不休止的内生经济创新。以毁灭性创造为形式的创新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驱动一般物质进步的力量。几乎所有企业，不管创立的时候有多强，只要它们不再进行创新，就必将失败。后来者会通过竞争致力于取代领军企业，不管领军企业有多么强大。负责任的企业家知道自己在危机中忽视了这个教训，因此他们每天都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注定要改变”，他们“脚下的大地正摇摇欲坠”。
今天在一个加速创新和产业全球化的时代，企业家感到前所未有的脆弱。这个时代仍然处在发展的婴儿期，更加剧烈的变化必然会到来。就像熊彼特所预示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富足，不管它已经维持了多久的繁荣时期；也没有哪家公司能够永远存在，就像迪吉多电脑公司、泛美航空公司、普氏火车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等曾经给我们的警示一样。这些公司的每一家都曾是各自领域甚至全美国企业中的翘楚，而今它们和成千上万家各种规模的公司一起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即便强大是恐龙，如今也早已灭绝。
因此，所有企业都只能通过不断创新和保持企业家精神，才能长期屹立不倒。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很好的证明了熊彼特的思考，那些在硅谷斗志昂扬的年轻
创业企业有可能销声匿迹，也有可能维持在中小规模，还有一些业已成长为行业巨擘，比如惠普、英特尔、甲骨文、思科、亚马逊、谷歌和苹果。
创新是无止境的，因为经济发展是没有止境的。那种认为技术发展的极限将很快来临的观点荒谬透顶。新的发展机会比比皆是，而且新旧技术共同作用，从而推动社会更快发展。创新导致淘汰，熊彼特特别警告不要让陈旧的东西阻碍新事物的出现。创新的做事方法必须通过消除过时的方法，才能融入现存经济体的“有机体”之中。正是对成功永不满足的追求，以及成功所带来的丰厚收益，让企业家及其投资者们将如此之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投入前途未卜的新项目之中。没有企业家精神，就不会有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