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思想

本文将围绕 梅宏院士:大数据与数字经济 来给读者提供优质内容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数字经济的重大意义、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以及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作出重要论述,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01、大数据开启信息化新阶段催生数字经济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往往催生并依赖新的生产要素。正如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经济时代主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和技术是工业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正逐渐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生产要素。
  
  “大数据”作为一种概念和思潮由计算领域发端,之后逐渐延伸到科学和商业领域。近10年来,大数据相关技术、产品、应用和标准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覆盖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数据资源、开源平台与工具等板块的大数据产业格局,历经从基础技术和基础设施、分析方法与技术、行业领域应用、大数据治理到数据生态体系的变迁。
  
  大数据提供了一种人类认识复杂系统的新思维和新手段。理论上来讲,在足够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现实世界数字化,可以构造现实世界的一个数字虚拟映像,该映像承载了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给定充足计算能力和高效数据分析方法的前提下,对这个数字映像的深度分析,将有可能理解和发现现实复杂系统的运行行为、状态和规律。大数据为人类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探知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新手段,这也是其引发经济社会变革最根本性的原因。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信息化经历了两次高速发展浪潮,第一次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个人计算机大规模普及应用所带来的以单机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信息化1.0)。第二次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互联网大规模商用进程所推动的以联网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信息化2.0)。
  
  当前,我们正进入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阶段(信息化3.0)。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大背景下,以“万物均需互联、一切皆可编程”为目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呈融合发展新态势。信息化新阶段开启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信息技术开始从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转变,进而催生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数字经济”。经过几十年积累和储备,数据资源大规模聚集,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02、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数字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因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1996年出版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而开始受到关注,该书描述了互联网将如何改变世界各类事务的运行模式并引发若干新的经济形式和活动。2002年,美国学者金范秀(Beomsoo Kim)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其本质为“商品和服务以信息化形式进行交易”。
  
  可以看出,这个词早期主要用于描述互联网对商业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此外,当时的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尚未具备颠覆性,只是提质增效的助手工具,数字经济一词还属于未来学家关注探讨的对象。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深度应用,社会经济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重要变化。当前广泛认可的数字经济定义源自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即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通常把数字经济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数字产业化指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信息通信业等数字相关产业;产业数字化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传统产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的数字化改造,通过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赋值、赋能。
  
  从外延看,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社会的数字化无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土壤,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等构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奠定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数字经济呈现三个重要特征:一是信息化引领。信息技术深度渗入各个行业,促成其数字化并积累大量数据资源,进而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共享和汇聚,通过挖掘数据、萃取知识和凝练智慧,又使行业变得更加智能。二是开放化融合。通过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流动,促进组织内各部门间、价值链上各企业间、甚至跨价值链跨行业的不同组织间开展大规模协作和跨界融合,实现价值链的优化与重组。三是泛在化普惠。无处不在的信息基础设施、按需服务的云模式和各种商贸、金融等服务平台降低了参与经济活动的门槛,使得数字经济出现“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普惠格局。
  
  03、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大数据和数字经济,纷纷出台相关政策。
  
  美国是最早布局数字经济的国家,1998年起美国商务部就发布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系列报告,近年来又先后发布了美国数字经济议程、美国全球数字经济大战略等,将发展大数据和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繁荣和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欧盟2014年提出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推动围绕大数据的创新,培育数据生态系统;其后又推出欧洲工业数字化战略、欧盟人工智能战略等规划,2021年3月欧盟发布了《2030数字化指南:实现数字十年的欧洲路径》纲要文件,涵盖了欧盟到2030年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愿景、目标和途径。日本自2013年开始,每年制定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从“智能化、系统化、全球化”视角推动科技创新。俄罗斯2017年将数字经济列入《俄联邦2018—2025年主要战略发展方向目录》,并编制完成俄联邦数字经济规划。我国于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出台了10余项促进数字经济行业发展的政策,2017年起连续5年将数字经济相关内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2020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4.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74.7%。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4.3%,远超发展中国家27.6%的水平。从增速看,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3.1%,略高于发达国家数字经济3.0%的增速。2020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3.0%,产业数字化仍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4.4%。
  
  从规模看,美国数字经济继续蝉联世界第一,2020年规模接近13.6万亿美元。从占比看,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从增速看,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9.6%,位居全球第一。
  
  04、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最具活力和创新力、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
  
  回顾过去10年,大数据管理与处理技术、大数据分析方法和大数据治理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究其实质而言,都是在现有通用技术体系上,面向大数据需求,通过软件技术进行的调整和优化。这种技术发展模式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如数据模型独立,数据难以关联共享;负载类型不同、冷热数据不同,难以优化调度不同硬件资源;以计算为中心的数据处理模式,常常需要执行海量数据“搬家”操作,导致性能瓶颈等。在大数据应用需求驱动下,计算技术体系有必要进行重构,以数据为中心的新型大数据系统技术成为重要方向,信息技术体系将从“计算为中心”向“数据为中心”转型,新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问题仍有待探索和破解。
  
  05、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
  
  自2015年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以来,我国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不断深化和落地。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中央网信办联合批复贵州、上海、京津冀、珠三角等8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各省市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到2020年底已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行动计划、产业规划等60余项。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我们要牢牢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克服发展障碍,推进数字经济繁荣发展。
  
  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我国已经正式实施《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底线保障。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还需进一步研究推进数据确权、交易流通、跨境流动等相关制度法规制修订工作,厘清政府、行业、组织等多方在数据要素市场中的权责边界。同时加强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为数据确权、互操作、共享流通、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提供有效技术支撑。
  
  开展大数据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我国仍面临着大数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设计软件等均是我国被“卡脖子”的短板,需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加大力度解决自主可控问题。
  
  同时,应针对“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带来的新需求,把握前沿发展趋势,研发引领性技术,锻造我国的技术长板。核心关键技术大都具有投入高、耗时长、难度大的特点,必须形成科学的管理体制机制,按照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办事,加强创新资源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取得实质性突破,保障数字经济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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