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中国很困难？1992年的中国难不难？

　　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站在2022年回望，世人普遍认为，1992年开启了一个伟大时代，1992年的中国可谓春潮滚滚，遍地黄金。
　　
　　但站在1992年，又有多少人敢于设想、看到、相信，中国人会走出一个这样的今天？
　　
　　01、
　　
　　“新打的粮食堆满仓，新修的房子正朝阳，新办的企业销售旺，创业公司扎堆，胆大的都下海创业"。
　　
　　1992年的春晚上，当时还是青年歌手的李玲玉和吴琼，在鲜花盛开的舞台，带着一群姑娘唱响了《大步流星奔小康》，如此歌颂新时代的新生活。
　　
　　当年2月开始，北京每个月会多出2000家新公司，8月22日，全北京库存的公司执照发放一空，市工商局不得已，从天津紧急调拨了一万个执照。
　　
　　香港《亚洲周刊》从辽宁省委组织部发现，1992年前后，该省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在6月份的海口，公寓房售价是每平米3500元，而一年前的价格，只有1200元。
　　
　　“东方风来满眼春”、“伟大新时代扑面来”等词汇随处可见。
　　
　　春天已经到了，但却没有歌曲里唱得那么浪漫。
　　
　　对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小康，只是新鲜词汇，或是一个遥远的梦；在伟大新时代的畅想背后，更多是如何走出眼前困顿的思虑与焦虑。
　　
　　在大部分城市家庭里，一家几代蜗居陋室，努力为“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奋斗；而在农村，一个家庭的目标，是挣扎脱离温饱线。每到秋收，粮库门口就排起了交公粮的长队，验收人员的冷脸寻常可见；不少学龄少年的日常内容，只有打杂、打猪草、放牛羊。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年，中国的GDP只有3795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的6.15%、日本的10.7%。在人均GDP上，中国在这一年实现了一个大超越，比印度多出了30美元。
　　
　　但333美元的规模，依然连美、日的零头都不如。
　　
　　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低，并不是核心问题。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即便经济总量和人均GDP都低到了尘埃里，但当时的经济发展却已陷入因为过热、过猛、经济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下行阴影，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也令人忧心忡忡，让决策层压力山大。
　　
　　1987年，国家强力推动价格闯关——除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放宽政府管制，让市场发挥决定因素。
　　
　　这项改革政策，初衷自是良好，目标也很必要，但却有个背景：1987的前几年，全国物价都在高速上涨，民间已有物价还会继续上涨的预期，价格闯关最终导致了一轮堪称疯狂的全国性物资抢购和物价上涨，让经济发展节奏和老百姓生活顿失秩序。
　　
　　1991年的春晚，姜昆表演了梁左创作的相声《着急》，“一澡盆醋、两水缸酱油、一大衣柜五香面”的台词，并非艺术作品的夸张。
　　
　　在最先价格放开的上海，居民不到一周就抢光了火柴厂几千万盒的库存，不少市民一次性买入上百盒火柴存在家中。国家决定放开猪肉、大路菜、豆制品和白糖4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不到1个月，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立刻飙升超过70%。
　　
　　即便各地政府陆续出台文件限制过快上涨，抢购和涨价风潮依然席卷而来。政府每放开一种商品价格，市场上就出现一轮对该商品的疯抢与疯涨。最疯狂的时刻，连物资供应最为丰厚的上海，也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对包括火柴在内的必需品进行凭票、凭证管理。
　　
　　到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上涨7.3%的基础上继续连月大涨。最终，1988年至198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达到18.8%和18%。
　　
　　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下，1980年代末的中国，居民储蓄大幅下降，银行资金快速涌向商品市场；企业盲目加大投资，各种小作坊遍地开花，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与之伴随则是官倒、黑市，乱象丛生，社会矛盾加剧，最终导致春潮涌动的改革开放陷入巨大困局。
　　
　　严峻的形势下，价格闯关被紧急叫停，国家开始采取有力措施，压缩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规模，遏制通货膨胀，重整经济秩序，但整个经济已是元气大伤。
　　
　　1984-198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5年增长率超过10%，但1989年增长衰退到了4.1%，1990年进一步衰退至3.8%，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幅度最小的一年。
　　
　　与此同时，经过一轮粗放大干快上后，经济和产业结构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既有在低端市场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效率和品质低下的痹症，也有技术、产品和市场创新的严重不足。
　　
　　当私有经济、中外合资、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作为当时经济绝对主力的国有企业也日益问题突出，众多国有企业陷入持续亏损状态，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数据显示，1990年全国国企亏损348.76亿元，实际资产负债率则超过80%。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199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经济发展形势做了这样的总结：
　　
　　“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部分企业经济效益差和亏损严重的状况没有根本扭转，重复建设又有抬头趋势，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偏大，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仍然存在，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尚未根本改善……”
　　
　　但当时的中国，困难其实远不止于经济层面。
　　
　　02、
　　
　　“深圳的发展和实践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关键是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要靠改革开放。”
　　
　　“发展才是硬道理”，“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2年的春天，在中国南海边写下诗篇的老人，以及他背后的中国所面临的，除了现实经济生活中诸多矛盾的考验，也有改革开放推进到更深层次后，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以及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质疑、排斥与敌意。
　　
　　在国内，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推进了10多年，但依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些重大理论，诸如改革开放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怎样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底应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等等，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明确与共识。
　　
　　社会上，甚至党内质疑改革开放的声音依然强烈，中国要往何处去，姓“资”姓“社”的争论依然不绝于耳。在南方考察期间，邓小平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些问题。
　　
　　他呼吁，“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谈到一些人给深圳特区扣“资本主义”帽子时，他甚至直接讲了一句话：“那些人真是放屁！”
　　
　　邓小平这些谈话，显然意在厘清、终结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他似乎已经没有耐心继续在理论层面上，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行讨论。
　　
　　时代要求中国走得更快一点，因为在外部，当时的中国正在遭遇到打开国门之后，最为严峻的国际大环境。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制裁与封锁，对我国造成了巨大困难。
　　
　　早在1986年7月，中国就提出了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的申请，但到1992年，“复关”非但进展不顺，反倒遭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强烈抵制。1989年，美国宣布对华制裁并引起西方世界纷纷跟随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排斥和封锁也更进一步，让中国的对外开放遇到极大的阻碍。
　　
　　1991年8月，美国更宣布了一项有史以来最长的贸易报复清单，几乎囊括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各种产品，进一步让国际上的反华声浪从意识形态蔓延到经济领域。国际上唱空和看空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声音更加高涨，不少外资甚至因此撤离中国。
　　
　　其次，世界格局发生的大变化，甚至大动荡，看起来对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有利。
　　
　　这些动荡包括但不限于：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东德、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剧变，多国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权；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宣布建立美苏战略伙伴关系，冷战走向终结……
　　
　　还有更重要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
　　
　　国内经济发展遭受挫折，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还有西方世界的制裁与封锁……1992年的中国，如今回头去看是海阔天空的发展机遇，但置身其中，可谓内忧外患，困难重重。
　　
　　包括在今天看来还未真正起步的住宅市场，也在当时就有了价高、滞销的困境。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曾发表文章，表达过高房价、住房资产空置的忧虑。
　　
　　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上海的同志告诉我们，目前上海六层以上的高层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售价为1600元至1800元，居民买一套建筑面积50平方米，居住面积25平方米的住房需要花8万-9万元。”
　　
　　另一篇文章则先突出了上海商品房的问题：“今年１月，上海住宅市场年初出售11000多套住房，成交不到1/10，幢幢楼房无人买，几十万平方米新住宅空空荡荡。”然后结论，“原因是价格昂贵，每平方米最高价已达2300元，令人咋舌。”并且警惕道：
　　
　　“买房对普通干部来说，有人打比喻，犹如从夜空里摘颗星星……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是最高极限，需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
　　
　　03、
　　
　　不只是1992年，回望过去30年，很多如今看来的巨大机遇之年，在当时的处境中，也都是困难重重，甚至一年比一年更困难。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令整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了历史性的大转折。但转身又是1993年至1995年的经济过热，CPI分别达到14.7%、24.1%和17.1%的恶性通胀，以及更令经济学家惊心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
　　
　　有关数据显示，恶性通胀最严重的1994年，中国汽车的生产能力过剩量达3/4，冰箱达2/3，彩色电视达1/2，空调达1/2，洗衣机达1/3，棉毛纺达1/3。这些总产能在今天看来都是毛毛雨，但在当时，人们把胆子撑破，也想不出这些汽车、冰箱、彩电要卖给谁。
　　
　　1990年代末期的国企改革与下岗潮，更是一代人的痛苦回忆。据就业问题专家、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兰瑞的研究，国企职工下岗加上城镇新增长劳动力、农民工等，中国1996年的失业率可能达到21.4%，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非典”；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2008以后，“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几乎成为全民的口头禅。
　　
　　但难关难过年年过，每过一关，中国经济都会站上一个新台阶，几年难过下来回头看，当初被困难压倒或者因困难而悲观、躺平的人就又在感叹，又错过了一个黄金年代。
　　
　　199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才2.4万亿元，到2021年，这一数字已超过114万亿元。
　　
　　巨大的增长之下，是1992年的中国人不敢想象的一系列经济成就与民生巨变，是国家的伟大进步与发展，是中国人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并越站越高。
　　
　　1992年，我国汽车产量取得了伟大突破，站上年产百万辆的大台阶，汽车保有量才刚刚超过600万辆，但社会上关于生产这么多汽车卖给谁的声音已经开始沸腾。
　　
　　2021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亿辆，马路上的新能源汽车都比1992年的汽车总量还要多，全世界都认为，转型到新能源的汽车产业将是中国，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992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增加了80%至426.6亿元；上海两三千一平的房价，绝大多数人100年也买不起居住面积25平的两居室，一些盖出来的楼房也的确卖不出去。
　　
　　2021年，一家中等房企的年销售额已相当于1992年全中国商品房的销售额，房价已涨到当年不敢想象，但绝大多数人再也不用100年才能买上25平的两居室，中国人的住宅也早已不是25平方米就可以算两居室的水平。
　　
　　1992年，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才2000来元，但21英寸的彩电要4000元一台；
　　
　　1992年，中国还没有正式接入互联网，几万块一部的大哥大还是最高科技的民用产品，马云正准备开自己的翻译社，马化腾还在深圳大学读书，王兴、张一鸣还刚上小学……
　　
　　1992年，曾在日本新干线感叹“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的总设计师，或许也想不到，至少不笃定，中国会在30年里发展成今天百万亿国家GDP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会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中国人自己的高铁，会比新干线更加催人跑，领着世界跑。
　　
　　04、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1990年4月7日，已在前一年宣布退休的总设计师，在北京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如此掷地有声。
　　
　　谈到正在推进的改革开放事业，总设计师对谢国民说：
　　
　　“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然后是坚定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在波涛汹涌中波澜壮阔的奋进和崛起，是全面消除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创造人类社会发展奇迹；是3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14亿中国人走向了追求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这个时刻的中国发展依然充满着各种困难，而且不只是经济，也不只是国内的困难。
　　
　　站在这个时刻往回看，太多太多30年前想不到，也不敢想的伟大成就与进步，中国人都实现了。站在这个时刻往前看，我们应该看到并相信，困难也都会一一克服，未来的中国，不但会继续破浪前行，而且也会发展到今天的我们想不到、不敢想的程度。
　　
　　因为，共同富裕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与使命，也更是经济继续发展的空间，是国家构建可持续经济发展与竞争力的关键。
　　
　　几年前，一位没有什么高深理论和文化，却将企业做到世界第一等的海外华人企业家，曾这样表达过他对中国必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信心：
　　
　　“你不要把经济发展搞得那么复杂，它无非就是三条：一是看你有多少人，多大市场；二是看你这些人，这个市场还有多大空间；三，你这些人能不能把空间变成现实。”
　　
　　总结下来就是，你的人多不多，围绕人的需求还可以有多大，你的人是不是足够勤奋、聪明，充满奋斗和发展致富的精神，去实现这些需求。
　　
　　他说，从这几点看，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中国这样强大的动力和潜力。
　　
　　“发达国家差不多就那样了，而且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不富裕，甚至相对贫困的人，这些人加起来比全美国、全欧洲、全日本的人还要多，要是这些人陆续富起来，你可以想象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正是共同富裕的指向——要所有中国人都陆续富起来。
　　
　　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水平，是由大多数人的生产与消费空间和水平决定的。1个人有10个亿，和100个人有10个亿，财富总量没有区别，但落实到社会的生产与消费上就会大不一样，100个人比1个人就会更有消费与生产循环向上的动力、潜力与持续性。
　　
　　共同富裕，也就是让经济更有循环向上的动力、潜力与持续性。
　　
　　如果说，30年前，我们无法想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会让一部分人如此富有，会让这么多人快速地富起来，会让国家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那今天的我们，或许依然无法想象，共同富裕，会给所有中国人带来怎样的改变，会让中国变得如何繁荣富强。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天上掉下来，可以躺着等来的，而是撸起袖子干出来的。
　　
　　网上曾有文章如此讲述我们的故事——世界上有群最勤奋的人——他们是中国的下乡知青、高考学子、出国留学生、下海闯荡的公务员、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几十年来，这群中国人：“晴天抢干，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当欧洲人每天工作五个小时，他们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当印度人躺在恒河边等下辈子时，他们心中只有“只争朝夕”；当美国人不断跟别人找事时，他们默念“发展才是硬道理”。
　　
　　几十年来，这群中国人：在扬尘的碎石公路、“难民营”一样的火车站和汽车站、烟雾迷漫的破旧火车、成片的旧房、臭气熏天农贸市场只争朝夕，让崭新的公路、铁路、机场、高楼、工厂、城市拔地而起，让贫穷落后的中国崛起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出人类史上从来未有的发展奇迹……
　　
　　没有天生伟大的时代，只有让时代伟大的人。
　　
　　在这些伟大成果上继续前进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更加乐观与信心，也没有理由不让时代更加伟大。